一、客观看待GDP的作用与局限 
　　“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地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人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却在增加。总之，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对GDP都是正的效应。”
　　这是德国学者魏茨察克、美国学者洛斯和亨特洛文斯在《四倍跃进——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财富》一书里讲述的一个关于GDP的很有启发意义的故事。事实上，自GDP这一概念诞生之日起，围绕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有人对它赞誉有加，比如，已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曾长期执掌美联储的格林斯潘更是断言，GDP“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就曾激烈批判过GDP，他说：“(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受法国政府之邀，他还与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等人组建了一个名为“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的国际专家小组，专门研究GDP是否真是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信指标。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明确警告世人应远离对GDP的迷信，报告指出，“为追求GDP增长，我们可能最终造成一个国民生活更糟的社会。”
　　客观地看，GDP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经济规模、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及价格总水平变化的一个基础性指标，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确有其重要意义，它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工具，是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承担义务多少、发挥作用大小的重要参考。
　　但GDP并不是万能的，它无法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纳入考量范围，无法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更不能体现对人民群众福祉的关照。首先，经济发展必然要消耗一定的自然资源并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而GDP无法反映出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和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往往带来“外部不经济”现象，造成一方面是GDP不断增长，一方面是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对人民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影响。其次，它无法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在GDP崇拜的驱动下，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愿望迫切，重短期效应、轻中长期目标，重复建设、结构趋同、产能过剩现象严重。再次，它无法反映民生福利、收入分配等的改善以及公共服务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作为一个反映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生产指标，GDP无法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就业状况和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的改善情况，也无法完整地反映收入初次分配，更无法反映收入再分配，从而无法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二、以GDP为中心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GDP概念引入我国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它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得到广泛使用。30多年来，这一指标体系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应该说，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发展，就必须发展经济、促进增长。这一点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方式，积极创造条件，促进GDP快速增长有其历史合理性。
　　然而，遗憾的是，“GDP至上”的增长主义理念在我国盛行多年之后，现在已然成为一种惯性思维。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错误地理解成“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是硬道理”狭隘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以GDP排名次、论英雄，把追求GDP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几乎所有政策规划、制度设计、工作安排都是围绕如何提高GDP增长率，认为只要GDP增长了，一切矛盾问题都会自动得到解决。这种以GDP增长率为目标的单一化经济增长模式在推动短期内经济高位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长期以来，GDP增长率甚至成了考核评价干部政绩最主要的指标，在这一指挥棒驱使下，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有着强烈的意愿动用各种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往往是上级政府确定一个量化GDP目标后，地方各级政府层层分解、层层加码。在政府治理中，缺乏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造成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基本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社会贫富分化有进一步拉大趋势。与此同时，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偏好和寻租的冲动，使一些基层政府和官员混淆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定位和边界，冲到一线招商引资、扩大投资，权力（官）自觉不自觉地同资本（商）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勾肩搭背、不分彼此”。此外，囿于眼前和局部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对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大开绿灯，对偷排“红汤黄水”的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成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高天滚滚粉尘急”，一些城市甚至陷入“十面霾伏”。这种竭泽而渔的增长模式不仅造成了严重污染，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加剧了代内公正问题，而且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破坏了我们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带来代际公正问题。
　　因此而产生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现象是，尽管GDP在不断攀高，但人们内心并没有对增长速度的真正认同，甚至有人觉得那不过是政府统计部门编造的数字游戏，同自己没多大关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曾发问道：“如果增长没有被转化到人民生活中，它的意义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社会福利的改善，带来蓝天碧水和新鲜空气，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尊严。经济增长不同于发展，也替代不了发展。发展应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应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的核心目标应该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公众的民生福利、人民的幸福安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缺乏其他条件的支持下，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走向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中所言的“增长的极限”，它带给我们的除了扭曲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图景外，可能还会有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较低水平和效率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无法估算成本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

　　三、坚决纠正单纯以GDP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GDP的增长并不会自动促进人民福祉的增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那么，何以“以GDP论英雄”能大行其道？客观地看，一些地方政府对GDP的增长的狂热追求，除思想认识局限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这为破除GDP崇拜、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工作遵循。当前，应当从思想认识和体制机制两个方面入手，坚决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在思想认识层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着力破除“以GDP论英雄”的思想误区，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回到自己应该处于的位置上去更好地发挥作用，避免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二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政府治理中必须牢固树立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观念，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着力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体人民都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作出贡献了，同样可以挂红花、当英雄。要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错误观念，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在体制机制层面，当前最重要的是抓紧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一要抓紧制定一套涵盖经济运行、社会发展、民生福利、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在内的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按照三中全会要求，“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人民群众是政府治理最直接的受众，要在坚持上级机关考评的同时，探索建立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考评的工作机制。在考核评价中，不能仅仅以资金、人员、设施的投入为衡量标准，而必须更加关注实际效果、关注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二要实行差别化考核，不搞一刀切。习近平总书记曾以青海、西藏为例指出：“青海是中国水塔，西藏是世界屋脊，如果把青海、西藏污染了，多搞几百亿的生产总值又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要明确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区别对待、分类考核，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重点加大对这些区域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考核的力度。同时，要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加快建立健全覆盖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建立受益与保护地区之间、上下游地区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此外，还要探索建立严格有效的督促检查和问责机制，把考评结果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干部提拔任用、奖惩的重要依据，确保考评结果落到实处。要坚决纠正单纯以GDP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让真正坚持科学发展、促进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福祉的干部得其位、行其政，实现从以GDP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的转变，从追求经济增长型政府向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选自2013年第23期《红旗文稿》）